为了夺回荆州,刘备不顾政权中多数大臣的反对愤然发动夷陵之战。
但是这场战争不仅没有达到刘备的预期目的,反而损兵折将,蜀汉实力大为削弱。
在这个混乱时期,大家也只有将希望都寄托在诸葛亮身上了,而他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盼。
夷陵之战与蜀吴关系
蜀汉章武元年(221),刘备拒绝了孙权的请和后,率军征讨孙权,遂爆发了夷陵之战。
但是在章武二年时,刘备集团战败,在战场上死亡和投降的士兵共计数万人,刘备则还军白帝。
“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大破之,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
为了巩固与曹魏的联盟关系,孙权将夷陵之战俘获的蜀汉军队的首级及一些土地献与曹丕以求封赏。
可见股市配资杠杆蜀汉在夷陵之战中不仅折损士兵且战死部分将领,“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备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
参见《夷陵之战蜀方将领来历表》统计出,蜀汉参与夷陵之战的将领共有十四人,其中有五人战死,分别是大都冯习、前部将军张楠、别督傅肜与马良以及武陵五溪蛮夷胡王沙摩柯;
而镇北将军黄权则投降曹魏,除别督赵融不知去向外,蜀汉十四位参战将领共损失六位,约为总数的一半。
据此可知,蜀汉在夷陵之战中不仅没有达到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以宣扬国威的目的,反而损兵折将使其实力大大受损战败而归。
不仅如此,在刘备逝世后不久,蜀汉益州雍闿与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反叛蜀汉,“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
此时蜀汉可谓处于外忧内患之中,交好孙权对蜀汉来说尤为重要。
所以诸葛亮当时并未马上对南中诸郡的反叛采取军事措施,而是派遣使臣出使孙吴巩固蜀吴间的联盟关系,以抵御曹魏的威胁。
同时为镇压蜀汉内部的反叛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和准备平叛的军事部署,蜀吴联盟关系的重建
在冯熙吊唁刘备丧事后,诸葛亮便派遣邓芝出使孙吴。同年十一月,邓芝到达江东,“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
而孙权因后主幼弱,蜀汉历经荆州之争、夷陵之战力量衰弱,恐蜀汉不能自保故对邓芝避而不见。
为了完成使命,邓芝则以此次出使不仅是为保存蜀汉,也是有益于孙吴为出发点,上表孙权请求面见。
得到孙权接见后,邓芝分析了吴蜀重结联盟的优势与孙权遣送质子入魏将会对于孙吴产生的恶果。
听了邓芝的分析后,孙权思虑良久决定与蜀汉交好联合,并断绝了与曹魏之间的往来。
从孙权对待邓芝的态度由“狐疑,不时见”到“绝魏,与蜀连和”的转变,可见,在吴蜀联盟关系重建的过程当中,此时的孙吴占据主导地位。
邓芝此次出使江东为显示诚意,将蜀汉出产的马匹、蜀锦以及其他蜀地的特色产物赠予孙权,孙权以江东特有的产物回赠蜀汉,“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
自是之后,聘使者往来为常。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自邓芝出使孙吴后,蜀汉与孙吴之间的遣使往来经常且频繁地进行,孙吴不仅承诺断绝与曹魏之间的外交往来,并派遣使者辅义中郎将张温出使蜀汉。
张温此次出使不仅身负继续交好蜀汉的的使命,同时也是代表孙权向诸葛亮解释孙吴继续与曹魏往来的原因,并携带孙权说明具体情形的书信一封,以打消蜀汉的疑虑,巩固孙吴与蜀汉之间的友好关系。
孙吴黄武三年(224)九月,魏文帝出兵广陵伐吴,但被长江阻隔而退兵,“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文帝虽然退兵,但是孙吴却十分忌惮曹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所以在诸葛亮再次派遣邓芝出使孙吴重结蜀吴联盟之时,孙权将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告知邓芝。
在此次会谈中,孙权与邓芝达成了曹魏是共同敌人的共识,而后就消灭曹魏如何分配天下,二人则有不同的看法。
孙权提议孙吴与蜀汉分天下而治,邓芝则认为二主分治不是长久之计,灭曹魏后孙吴与蜀汉各自凭借实力争夺领导天下的霸权。
虽然两国就灭魏后如何处理势力范围的方案未达成一致,但邓芝诚实中肯的回答深得孙权赏识,孙权写书信与诸葛亮夸奖邓芝是联合孙吴与蜀汉的功臣。
依据史料记载分析,邓芝曾经于章武三年和黄武三年两次出使江东,其章武三年出使江东不仅达到交好江东的目的,同时也得到孙权断绝与曹魏往来的承诺。
利用此时吴蜀间和平的外交关系,诸葛亮准备出兵镇压蜀汉南中诸郡叛乱的军事部署和战略物资,并于建兴三年平叛南中诸郡的叛乱,同年的十二月回到成都。
诸葛亮回到成都后,又派遣宣信中郎董恢作为副使与昭信校尉费祎使吴,在出使中,费祎据礼回应了孙权的戏谑之语和诸葛恪等人的辩论,守护了蜀汉的尊严。
孙吴黄龙元年,孙权称帝并派遣使臣前往蜀汉,并要求蜀汉承认孙权的合法地位。
当时蜀汉大臣认为孙权称帝名位不正,并主张断绝与孙吴之间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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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掌握政权的诸葛亮认为,若此时接受孙权的要求,蜀汉在北伐时便可不用担心孙吴侵扰后方,可集中军事力量伐魏,如若此时与孙吴断绝外交遣使往来,可能会导致双方交恶导致互相征伐,而曹魏则可坐收渔人之利。
出于上述考虑,诸葛亮选择退让并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孙吴,陈震到达孙吴恭贺孙权称帝,表明蜀汉承认孙权政权的合法地位,并且与孙权正式签订了分配天下的盟约。
蜀汉与孙吴将天下一分为二,重申曹魏是共同的敌人,且制定了共同对抗曹魏夺取天下的目标,并约定联盟之间要和平相处。
各自驻守自己的疆域不互相攻伐,当一方受到敌人的进攻时,另一方则需讨伐敌人以援助盟国,同时也将同盟之约定传与后人继承。
中分天下的盟约划定了蜀汉与孙吴各自占据的势力范围,防止了因疆域重叠而引发的军事、政治冲突的再现,中分天下盟约的签订,使蜀汉与孙吴之间的联盟关系更加密切。
综上所述,夷陵战后,出于现实的需要,蜀汉与孙吴摒弃前嫌,在外交上通过频繁的遣使往来再度合作,重建蜀吴联盟关系。
在中分天下的盟约的推动之下蜀汉与孙吴之间的联盟关系更加密切,合作的程度也进一步加深。蜀吴联盟后期的关系
蜀汉建兴十二年五月,孙权率领军队围攻曹魏合肥新城,诸葛亮则领军出武功以援助孙权,缓解江东军队的压力。
曹魏则派遣司马懿领兵拒诸葛亮,诸葛亮在与司马懿对峙的过程中,由于长期的操劳以至于积劳成疾而逝。
诸葛亮因病逝世后,由蒋琬担任尚书令一职并统领蜀国的军政大事,“十二年……秋八月,亮卒于渭滨。……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王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诸葛亮的逝世引发蜀国内外的担忧,江东孙权知道诸葛亮逝世后,担忧曹魏趁机攻打蜀汉,所以孙权将驻守巴丘兵卒数量增加数万人。
孙吴这样的军事部署一方面是抵抗曹魏的进攻以援助蜀国,另一方面则可以趁曹魏进攻蜀汉之机争夺其疆域。
孙吴在巴丘增兵的军事部署,使得蜀汉高度紧张,听闻孙权增兵的消息后,出于预防突发战争的考虑,蜀汉也增加白帝驻军的数量。
为缓和与孙吴之间紧张的局势,宗预奉命出使,诸葛亮新逝,孙吴就借故增兵是对蜀汉的试探,而宗预直抗的回答是对孙权的回应。
从孙权与宗预会谈的态度可见,在此时的外交关系中联盟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且在宗预出使孙吴的前后,孙权命令大臣是仪出使蜀汉,再次重申蜀吴联盟之间的友好关系,“蜀相诸葛亮卒,权垂心西州,遣仪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称意,后拜尚书仆射”。
也就是说,在诸葛亮逝世后,蜀吴之间的联盟虽出现过短暂的波动,但联盟抗魏依然是吴蜀外交的主流。结语
综上所述,蜀汉与孙吴虽然处于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弱势地位,但是其根据自身的外部局势和内部环境提出了各自的外交策略。
在外交策略的指导之下,通过外交活动建立联盟关系,并配合军事行动从而与综合实力强大的曹魏对抗,形成三个独立的政权和三国鼎立的历史。
可见,通过外交建立的蜀吴联盟是形成三国鼎立局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影响着三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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